第4章 說書人
◎人類創造了怎樣的世界？
◎人類為何如此深信自己不但控制了世界，還能賦予世界意義？
◎而人文主義（也就是對人類的崇拜）又是怎樣成為所有人最重要的宗教的？
狼或黑猩猩等動物，都活在一種雙重現實之中：一方面很熟悉外在的各種客觀實體，比如樹木、岩石和河流；另一方面，也清楚自己內在的主觀體驗，比如恐懼、喜悅和慾望。而智人則是活在一種三重現實之中。除了樹木、河流、恐懼和慾望，智人的世界還有各種關於金錢、神、國家和公司的虛構故事。歷史逐漸展開，神、國家和公司的影響不斷增長，而河流、恐懼和慾望則被弱化。世界上還是有河流，人類依然被恐懼和慾望驅使，但是耶穌基督、法蘭西共和國、蘋果公司學會了如何建起水壩將河流據為己用，以及如何控制我們最深切的焦慮和渴望。
到了21世紀，新科技可能會讓這些虛構故事更為強大。為了了解我們的未來，就必須回顧耶穌基督、法蘭西共和國和蘋果公司等的故事，看看它們究竟如何得到了如此強大的力量。人類認為自己創造了歷史，但歷史其實是圍繞著各種虛構故事展開的。單一人類個體的基本能力，從石器時代以來並沒有多大改變，真要說有什麼改變，也可能只是在衰退。但是各種虛構故事的力量在增強，它們推動了歷史，讓我們從石器時代走到了硅時代。
這一切開始於大約7萬年前，認知革命讓智人開始談論只存在於人類想像之中的事情。而在接下來的6萬年間，智人編織出許多虛構故事，只是這時的故事仍然影響有限、流傳不廣。某個部落里崇拜的先祖精神，可能到了隔壁部落就已經一無所知；某個地方能用作流通貨幣的貝殼，翻過一座山脈就可能毫無價值。但僅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價值的貝殼這種虛構故事，就已經能促成幾百甚至幾千個智人通力合作，遠勝過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這都賦予了智人極大的優勢。然而，只依靠狩獵或是採集並不足以支持城市甚至王國的運作，因此只要智人仍然是狩獵採集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規模合作。正因為如此，石器時代各種神、精靈和惡魔說起來並不強大。
到了大約1.2萬年前，農業革命拉開序幕，為人類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來擴大並強化人際網路。有了農業，就有可能養活擁擠城市裡成千上萬的市民，或是紀律嚴明的軍隊里成千上萬名士兵。然而，這種人際網路也遇到了新的障礙。在維護這種集體神話、組織大規模合作的過程中，早期農民只能依賴人腦的數據處理能力，但人腦的能力實在有限。
農民深信諸神的故事。他們為自己最敬愛的神興建神廟、舉辦慶典、甘心奉獻，雙手奉上土地、什一稅或是各種祭品。在發端於約6000年前的蘇美爾文化中，城市開始形成，而此時的神廟不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樞紐。蘇美爾諸神的功能，類似於現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個虛構的法律實體，它能夠擁有財產、借貸、僱用員工、開設經濟企業。在烏魯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魯帕克（Shurupak）等古城，神也是個法律實體，能擁有田地和奴隸、發放和接受貸款、支付薪資以及建造水壩和開築運河。
神不會死，也沒有後代爭奪遺產，於是就累積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和權力。越來越多的蘇美爾人發現自己成了神的員工，拿著神的貸款，種著神的土地，也向神納稅。就像現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員工，有人是微軟公司的員工；在古代的烏魯克，可能某個人是水神恩基的僱員，而他的鄰居則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廟刻畫了烏魯克的地平線，神的標誌也出現在建築物、商品和衣服上。對蘇美爾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實不過了，就像我們眼中的谷歌和微軟一樣真實。與先前石器時代的鬼魂和神靈相比，蘇美爾的神已經是非常強大的實體。
不用說，各種業務當然不會由神親自動手，它們只是人類的想像，也只會出現在想像之中。所有日常業務都交給神廟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軟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來管理其業務）。然而，隨著神名下的財產和權力越來越多，祭司開始無力應付。雖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蕩的天空之神、無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畢竟還是血肉之軀，他們很難記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莊園、果園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員工已經領了薪資？伊南娜的哪些佃戶還沒支付佃租？這位女神對債務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這一主要原因，使得無論是在蘇美爾還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農業革命已經發生數千年，人類的合作網路還是遲遲無法大幅擴張。可見，沒有幅員遼闊的王國，沒有遍及四海的貿易網路，也就沒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障礙終於在大約5000年前被打破：蘇美爾人發明了文字與貨幣。這兩者就像雙胞胎——同時同地由同一父母產出——讓人突破了人類大腦的數據處理限制。文字和貨幣讓人類開始能夠向數十萬人收稅，從而組織起複雜的官僚體系，建造出幅員遼闊的王國。在蘇美爾，這些王國都是由同為人類的神職領袖來領導，以神的名義來治理。在鄰近的尼羅河谷則更進一步，將神職領袖直接與神結合，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個埃及都屬於這位神，所有人都必須服從他的命令、繳納他定下的稅款。在法老統治下的埃及，就像蘇美爾神廟的情形，神並不會親自管理他的商業帝國。雖然有些法老鐵腕統治，有些法老歌舞昇平，但不論哪種情況，實際的行政管理事務還是交給手下幾千名能讀會寫的行政官員來處理。正如其他人類一樣，法老有著生物的身軀，也就有著生物的需求、慾望和情感。但這個“生物的法老”根本無足輕重，真正統治尼羅河谷的，是那個想像中的法老，他存在於數百萬古埃及人口口相傳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於首都孟菲斯，在宮殿里吃著葡萄、與妻妾調情，而他手下的官員則在整個王國四處奔波，從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亞沙漠。這些官員計算出每個村莊必須上繳的稅款，記錄在長長的莎草紙滾動條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達了一項書面命令，要求為軍隊招募士兵或為工程徵集工人，官員就會努力補齊所需人數。他們會計算王室的糧倉里有多少小麥，清理運河和水庫需要多長工期，又該把多少豬鴨送往孟菲斯，好讓法老及其後宮嬪妃大快朵頤。就算這位肉身之神身亡，把整個身體做了防腐處理，用極盡奢華的喪葬儀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個官僚體系依舊正常運作。官員還是繼續寫著滾動條、收著稅、下達著命令，繼續推進這部法老機器的齒輪順利運轉。
如果蘇美爾的諸神讓我們想起現代公司的品牌，那麼像法老這種“活神”就像是現代的個人品牌，如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貓王）、麥當娜（Madonna）或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樣，貓王有著生物的軀體，也有著生物的需求、慾望和情感，貓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貓王絕不只是一個生物體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樣，是一個故事、一個神話和一個品牌，因此，品牌的價值要遠高於生物體的價值。在貓王的一生中，這個品牌通過賣唱片、門票、海報和版權賺了數百萬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貓王這個生物體，絕大多數都是由經紀人、律師、製作人和秘書組成的團隊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貓王已然去世，這個品牌仍然可以運轉。即使到今天，歌迷還是可以購買貓王的海報和專輯，廣播電台還要支付播放版稅，每年也還是有超過50萬的歌迷如朝聖般湧向田納西州孟菲斯的貓王家宅——雅園（Graceland）。
圖21 品牌並非現代發明的概念。就像貓王一樣，法老的重點也在於品牌，而不在於活的生物體。對於數百萬歌迷來說，貓王形象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生物體本身，就算他去世已久，歌迷依然為之傾倒
在文字出現之前，故事受限於人類大腦的能力，不能講得太複雜，否則就沒人能記得。但文字出現之後，忽然人類可以開始創造長篇複雜的故事，不再單靠人類大腦，而能記在黏土板或莎草紙上。古埃及人不記得法老所有的土地和稅收數據，貓王也從未完整讀過所有以他之名簽署的合約；沒人真正對歐盟的所有法律和規章了如指掌，銀行家或中情局探員也不清楚全球每一美元的流向。但這些細節都寫在某個地方，把所有相關文件集結起來，就構成了法老、貓王、歐盟和美元的身份和力量。
正因為如此，文字讓人能夠以演算法的方式組織整個社會。前文為了討論情感是什麼、大腦如何運作，曾提過“演算法”一詞，它是一系列有條理的步驟，能用來計算、解決問題和做出決定。在沒有文字的社會裡，人類通過大腦完成所有計算，做出所有決定；而有了文字之後，人類就能組成網路，每個人完成龐大演算法里的一個小步驟，而最後的重要決定由整個演算法做出。這正是官僚體系的本質。
以現代醫院為例。一到醫院，挂號處就會給你一份標準表格，詢問一套預先設計好的問題。你的答案將會轉交給護士，由護士依據醫院規定判斷該做哪些初步檢查，比如，她可能要量你的血壓和心率，另外做個抽血檢查。值班醫生評估初步檢查結果，遵照嚴格的規定，確認你該前往哪個科室就診。到了專科診室，就會進行更全面的檢查，例如X射線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厚厚的醫療指示手冊詳細規定了檢查流程。接著，專科醫生根據權威的統計資料庫分析結果，決定該用哪種藥物或進行哪些進一步的檢查。
有了這種演算法架構，誰是挂號人員、護士或值班醫生無關大局，他們的人格類型、政治傾向或當時的心情也無關緊要，只要他們遵守所有規定流程，把你的病治好的概率就會很高。根據這種理想演算法，你的命運實際上操縱在“系統”的手裡，而不是碰巧在這個或那個崗位上的有血有肉的人。
醫院的情形同樣也能套用到軍隊、監獄、學校、公司和古代王國。當然，古埃及的科技遠遠不及現代醫院複雜，但整個演算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古埃及，大多數決定同樣不由某個智者來決定，而是用記在莎草紙、黏土板上的文字連接起由所有官員組成的網路。以法老這位“活神”之名，這個網路便重組了人類社會、重塑了自然世界。舉例來說，從公元前1878年到公元前1814年，埃及由法老辛努塞爾特三世（Senusret III）及其子阿門內姆哈特三世（Amenemhat III）統治，挖了一條巨大的運河，將尼羅河連接到法尤姆谷地（Fayum Valley）的沼澤。他們運用複雜的水壩、水庫及運河支渠系統，將尼羅河的部分河水引至法尤姆，建成一個巨大的人工湖，蓄水量足足有500億立方米。相較之下，作為美國最大的人工水庫——胡佛大壩攔截形成的米德湖（Lake Mead），最大蓄水量也只有350億立方米。
法尤姆工程計劃賦予法老權力，讓法老得以約束尼羅河，從而避免破壞性的大洪水，並在乾旱時提供寶貴的水源。此外，法尤姆谷地本來是一片鱷魚肆虐、沙漠圍繞的沼澤，現在搖身一變，成了埃及的糧倉。在這個新的人工湖岸邊建起了一座新城，埃及人稱之為“Shedet”，希臘人則稱其為“Crocodilopolis”，也就是“鱷魚之城”。全城最重要的建築物就是鱷魚神索貝克（Sobek）的神廟，索貝克的地位等同於法老（當代雕像有時也會看到有鱷魚頭的法老）。神廟裡有一隻名為佩蘇卓斯（Petsuchos）的聖鱷，被認為是索貝克的神靈轉世。就像活神法老一樣，這位活神佩蘇卓斯也由滿懷關愛的祭司悉心照料，為這隻幸運的爬行動物提供美食和玩具，讓它穿上金色披風、戴上鑲嵌著寶石的王冠。畢竟，佩蘇卓斯正是這些祭司依附的品牌、一切權威和生計的依靠。一旦佩蘇卓斯過世，立刻就會有一隻新的鱷魚被選出填補空缺，而過世的鱷魚則被進行仔細的防腐處理，並製成木乃伊。
在辛努塞爾特三世和阿門內姆哈特三世的時代，人們既沒有推土機，也沒有炸藥，甚至連鐵器、役馬或輪子都尚未出現（輪子一直要到公元前1500年才在埃及普及）。當時的尖端科技是青銅器，但價格昂貴、極為罕見，大多數建築工具仍然是石器或木器，完全由人力操作。許多人認為，古埃及的各種偉大建築（所有那些水壩、水庫以及金字塔）一定是來自外層空間的外星人所建，否則一個連輪子和鐵器都沒有的文化，怎麼可能完成這樣的奇蹟？
但真相與這種說法大不相同。埃及人之所以能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金字塔，原因不是外星人的幫助，而是傑出的組織技能。依靠幾千位識字的官員，法老招募了數萬名勞工，也獲得了足以供應這些勞工多年勞動的食物。如果能有幾萬名勞工合作數十年，就算只是用石器，也足以辟出人工湖、建起金字塔。
當然，法老自己幾乎連手指都不用動。他不用自己收稅、不用自己畫藍圖，當然也不用自己拿鏟子。但那些埃及人相信，唯有向活神法老和他的守護神索貝克祈禱，才能讓尼羅河谷免於毀滅性的洪水和乾旱災害。他們並沒有錯。雖然法老和索貝克都只是想像的實體，也無法提高或降低尼羅河的水位，但如果有幾百萬人都相信法老和索貝克，於是合作修建水壩、挖掘運河，洪水和乾旱的概率就能大幅度降低。如果與蘇美爾的諸神相比（更不用說是石器時代的神靈），古埃及的神已經是真正力量強大的實體，它們能夠建造城市、招募軍隊，還控制了數百萬人、耕牛和鱷魚的生命。
這裡所說的想像的實體能夠建造或控制事物，乍聽可能很奇怪，但我們現在卻很習慣說美國建造了第一顆核彈、中國建造了三峽大壩，或者谷歌正在建造一輛自動駕駛汽車。所以，為什麼不能說是法老建造了一座水庫、索貝克挖掘了一條運河呢？
紙上的生活
就這樣，文字催生了強大的虛構實體，這些實體組織了數百萬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澤和鱷魚的現實。同時，文字也讓人類習慣了通過抽象符號的調節來體驗現實，於是更容易相信這樣的虛構實體確實存在。
狩獵採集者整天爬樹、找蘑菇、追野豬、抓兔子，於是，他們每天的現實就是樹木、蘑菇、野豬和兔子；農民整天在田裡勞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顧家畜，於是，他們每天的現實就是赤腳踩著土地的感覺、牛拉著犁散發出的味道，以及剛出爐的熱騰騰麵包的口感。相較之下，古埃及的抄書吏將大把的時間花在閱讀、書寫和計算上。於是，他們每天的現實就是面對莎草紙上的墨跡，以此來決定誰擁有哪塊地、每頭牛該值多少錢、哪個農民每年該繳多少稅金。用莎草紙和鐵筆，抄書吏就能左右整個村落的命運。
進入現代社會之前，大多數人並不識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過書面文字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現實。對於識字的精英分子來說（不管是在古埃及還是20世紀的歐洲），一張紙上寫的任何事情都至少與樹木、耕牛和人類一樣真實。
1940年春，納粹德國從北方攻進法國，大部分法國猶太人都試著往南逃離法國。如果要跨越邊界，就需要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簽證，於是成千上萬的法國猶太人夾雜在洪水般的難民潮中，一起圍在波爾多的葡萄牙領事館前，希望得到一張能救命的紙。雖然葡萄牙政府下令，駐法領事需要經過外交部批准才能簽發籤證，但在波爾多的領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薩·門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決定無視命令，這也讓他30年的外交生涯隨風而逝。納粹坦克不斷逼近波爾多，索薩·門德斯等人長達10天夜以繼日地工作，就是不停簽發籤證、在文件上蓋章。索薩·門德斯簽發了數千張簽證，最後因疲憊不支而倒地。
葡萄牙政府當時根本不想接受這些難民，派出專員將這位不聽命令的領事遣送回國解職。然而，雖然這些官員對人類的苦難似乎毫無感受，卻對文件深表尊重，不管是法國、西班牙還是葡萄牙的官員，對於索薩·門德斯抗命簽發的簽證仍然願意遵守，於是讓可能多達3萬人逃出了納粹德國的死亡陷阱。索薩·門德斯手中的武器可以說只有一個橡皮圖章，但卻完成了大屠殺期間單人推動的最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文字記錄的神聖性通常也會造成許多負面影響。1958—1961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色中國實行“大躍進”，希望讓中國快速成為強國。為了把餘糧轉為財政金，並投入到工業和軍事計劃中，毛澤東下令將農業產量增加兩倍甚至三倍。這項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從中央到地方，一直下達到村。地方官員不敢提出批評，還希望拍拍上級馬屁，於是捏造出各種農業產量激增的假報告。這些虛假的數字又一路回傳，每到一級就又誇大一些，在這裡添上一筆、那裡加一個零。結果，中國遭受了史上嚴重的饑荒，大量人口死於非命。
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是個理想主義者，為了讓坦尚尼亞的農業實現現代化，尼雷爾決心建立集體農場。坦尚尼亞農民起身反對這項計劃，但尼雷爾派出軍警，摧毀傳統村莊，將數十萬農民強行安置到新的集體農場。
政府宣傳把農場描繪得如同小天堂，但這些天堂多半只存在於政府文件中。其第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上交的方案和報告宣稱，在這天或那天，這個或那個村落重新安置到了這個或那個農場。但在現實中，村民到達目的地後卻發現那裡什麼都沒有，沒有房舍、沒有田地、沒有工具，但官員卻對自己和尼雷爾總統報告整個計劃無比成功。事實上，短短不到10年，坦尚尼亞就從非洲最大的食品出口國變成糧食凈進口國，如果沒有外援，已無法自給自足。1979年，坦尚尼亞農民有90%生活在集體農場，但生產的糧食只佔該國糧食產量的5%。
圖22 阿里斯蒂德·德·索薩·門德斯——拿著橡皮圖章的天使
圖23 1940年6月，由索薩·門德斯簽發的幾千張救命簽證之一
雖然從文字歷史中處處可見這樣的悲劇，但對於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來說還是利大於弊，至少從政府的角度看來是如此。沒有統治者能夠抵擋得住文字改變現實的誘惑，而如果因此導致災難，補救的辦法似乎也就是寫出更多的備忘錄，發布更多的準則、告示和命令。
我們可能覺得書面文字只是用來溫和地描述現實，但它卻逐漸變得威力無窮，因為它能夠重塑現實。如果官方報告與客觀現實有所衝突，最後讓步的往往是現實。只要和稅務機關、教育體系或其他煩冗的官僚機構打過交道，你就知道幾乎沒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寫的反而才更重要。
神聖的經文
在文本與現實發生衝突時，真的往往是現實讓步於文本嗎？這會不會只是對官僚體系一種常見而誇大的誹謗？不管服務於誰，大多數官員都是講理的人，他們肯定會說：“我們是用文字來描述田地、運河和糧倉的現實。如果描述準確無誤，我們做出的就是符合實際的決定；但如果描述不準確，就會造成饑荒甚至叛亂。這種時候，我們或未來的政權領導者就能從錯誤中學習，努力讓描述更準確、更真實。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文件記錄就能越來越精確。”
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但它忽略了歷史的反作用力。隨著官僚體系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多，他們變得即使犯錯也無動於衷。這時，他們不再改變故事以符合現實，反而通過改變現實來符合他們筆下的故事。最後，外部現實終於與這些官僚的幻想達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強迫現實不得不做出這種改變。例如，許多非洲國家的邊界無視山川或貿易路線，造成歷史和經濟區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種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
同一個部落可能赫然發現自己被分到了好幾個國家，而同一個國家也可能納入了許多敵對的部落。這樣的問題雖然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都在所難免，但在非洲卻格外嚴重。原因就在於，現代非洲各國邊界所反映的並不是當地民族自己的期許和鬥爭，而是由從未踏足非洲的歐洲官僚一筆畫定。
19世紀後期，歐洲強權既擅自主張在非洲佔有領地，又擔心一旦互相衝突，可能導致全面的歐洲大戰，於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彷彿非洲只是一張大餅。當時，歐洲人對絕大部分非洲大陸仍然一無所知。英、法、德已經擁有非洲沿海地區的精確地圖，也清楚地知道尼日河、剛果河和贊比西河是在哪裡入海。但他們幾乎不知道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內陸的狀況，不知道沿岸的王國和部落，也不知道當地的宗教、歷史和地理。這些事情，歐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們只是在柏林一張光亮的會議桌上，攤開一張還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圖，在上面畫了幾條線，就私自瓜分了整個非洲大陸。
等到這些歐洲人拿著先前早已商議定案的地圖終於打進非洲內陸時，才發現在柏林畫的許多邊界根本難以適用於非洲的地理、經濟和種族現實。但為了避免產生新的衝突，這些侵略者仍然堅持原協議，於是這些想像出來的線條就成了歐洲殖民地的實際邊界。在20世紀下半葉，歐洲帝國瓦解，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新成立的這些非洲國家擔心重定邊界會帶來無止境的戰爭和衝突，因此邊界仍未改變。如今非洲國家面臨的許多困難，都是由於這些毫無道理的邊界造成的。歐洲官僚筆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現實時，現實被迫投降。
現代教育系統也有許多現實向文字低頭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寬度，要用哪個度量衡單位無關緊要。不管它是200厘米還是78.74英寸，桌子的寬度並不會有所改變。但如果是官僚體系要衡量人的時候，用哪個標準差別就很大了。學校一旦開始用說一不二的分數來評估學生，數百萬學生和教師的生活就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分數是歷史相對晚一些的發明。狩獵採集者從來不需要用標記來評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農業革命幾千年後，也很少有教育機構會使用精確的分數。到了年終，某個中世紀的補鞋學徒並不會收到一張紙，說他的鞋帶技術拿了個A，但鞋扣技術只有C–。在莎士比亞時代，牛津大學的畢業生離開學校時只有兩種可能，即拿到學位或是沒拿到學位，沒人想過要給某個學生74分、另一個學生88分這種事。
直到工業時代出現了大眾教育系統後，才開始固定使用精確的分數。先是工廠和政府習慣用數字語言來思考，接著學校也開始效仿，並根據每個學生的平均分數來判斷學生的素質；至於老師和校長的素質，則是根據學校的總體平均分數來判斷。官僚體系採用這個標準之後，現實就變了。
圖24 19世紀中葉歐洲的非洲地圖。歐洲人對非洲內陸所知甚少，卻仍肆意瓜分非洲、劃定邊界
一開始，學校的重點應該是啟發和教育學生，而分數只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工具。但很自然，學校很快就開始一心追求高分。每個孩子、教師和督學都知道，考試考高分需要的技能，與真正了解文學、生物學或數學所需的技能並不相同；每個孩子、教師和督學也知道，如果被迫兩者只能選其一，大多數學校選的會是分數。
書面文字的力量，隨著各種神聖經文的出現而達到巔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書吏，習慣將各種文件看作現實的指南。起初，這些文本會告訴他們關於稅收、田地和糧倉的現實，但等到官僚系統得到了權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權威。祭司不僅記錄著諸神的財產，也記錄著諸神的行為、戒條和秘密。而就此寫出的經文，號稱描述了完整的現實，也讓一代又一代的學習者習慣於從《聖經》《古蘭經》或《吠陀經》中尋找一切問題的答案。
理論上，如果某本宗教經典扭曲現實，教徒遲早都會發現，而讓這本經典權威掃地。林肯就說過，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騙過所有人。只不過，那是林肯一廂情願罷了。實際上，人類合作網路的力量就是依賴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微妙平衡。太過扭曲現實，力量就會被削弱，讓你敵不過那些能看清現實的對手；但想要有效壯大組織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虛構的神話。如果堅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現實、絕不加入任何虛構，追隨者肯定也不會太多。
如果用時光機把現代科學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進化論、相對論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虛構，還是無法在當時擁有權力。當然，如果這位科學家可以運用知識製造出槍炮，就能在面對法老和鱷魚神索貝克時大佔優勢。但為此，他必須開採鐵礦、建造鼓風爐、製造火藥，也就是需要許多辛勤勞動的農民。你真的覺得，和農民大談E=mc2（愛因斯坦質能方程），就能讓他們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嗎？如果你真這麼想，歡迎現在買張到阿富汗或敘利亞的機票，在那裡好好施展你的才華。
就像法老統治下的埃及、歐洲的各個帝國以及現代的學校系統，這些真正有力的人類組織，並不一定都把現實呈現得清清楚楚。這些組織大部分的力量，都在於能夠將虛構的信仰建立在一個讓人順從的現實之上。例如，貨幣的整個概念正是如此。政府製作出本身並無價值的一些紙張，宣布它們是有價值的，接著就開始用它們來計算一切的價值。政府有權強迫公民只能用這些紙張納稅，於是公民別無選擇，至少得擁有幾張。這樣，這些鈔票就變得真的有價值了，政府官員的身價也跟著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著鈔票的發行，權力也就水漲船高。如果有人提出異議說“鈔票只是根本沒有價值的紙”，而且認真地只把鈔票當成紙，那麼他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教育系統，他們認為入學考試是評估學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統擁有足夠的權力，能夠影響大學入學標準以及公職或私人企業的聘用標準。於是，學生就會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績。那些令人垂涎的職位都由成績好的人搶下，而這些人自然又會大力支持這個讓自己得到好處的系統。教育系統掌控著各項關鍵考試，也就使它更有權力影響大學、政府及職場。如果有人提出異議說“學位證書只是一張紙”，而且認真地只把證書當成紙，那麼他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
各種宗教經典也是同樣的運作模式。各種宗教組織聲稱，自己的經典里有著我們所有問題的答案，而且同時也對法院、政府和企業施加壓力，要人們照著經典行事。這時，如果有個聰明人讀到經文，再看看周圍的世界，會發現好像確實符合事實。“經文說，你必須向神繳納什一稅，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繳了；經文說，女不如男，不能擔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證，而你看，現在確實沒有女法官，法庭也確實不願意接受女性的證詞；經文說，只要好好研讀神的話語，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現在所有的好工作，確實都是由那些熟讀經文的人擔任。”
這樣一來，聰明人自然就會去研讀宗教經典。也正因為他是個聰明人，很有可能就會成為經典的權威，甚至會成為法官。如果他當上了法官，一定不會允許婦女上法庭做證；如果要選繼任法官，顯然他也會選個熟讀經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異議說“這本書只是一疊紙”，而且認真地只把這本書當成一疊紙，這個“異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
就算各種宗教經典從根本上扭曲了大眾對於現實本質的理解，卻還是能大權在握數千年。例如，《聖經》對歷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問題，卻仍然成功傳遍世界，數百萬人深信不疑。《聖經》宣揚的是一神論的歷史理論，聲稱整個世界是由某個唯一、全能的神來掌管，而且他非常關心我和我的行為。如果發生了什麼好事，一定是他在獎勵我的善行；而如果發生了任何災難，也必然是在懲罰我的罪惡。
因此，古代猶太人相信，不論是遭受大旱，還是因巴比倫王國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猶太王國而流離失所，都是因為他們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懲罰。至於波斯的居魯士大帝打敗古巴比倫人，允許猶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當然是因為慈愛的上帝聽到了他們悔恨的禱告。《聖經》並不會承認，大旱有可能是因為菲律賓火山爆發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為了古巴比倫的商業利益，居魯士也是出於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猶太人。因此，《聖經》顯然對全球生態、古巴比倫經濟或波斯政治體系都沒有什麼興趣。
人類的童年都有自我專註的特徵。不論什麼宗教或文化，兒童都會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對其他人的處境和感受興味索然。正因為如此，父母離婚對兒童會造成莫大的創傷。一個5歲的小孩並不能理解，某件重大事情可能不是因為他造成的。不管父母跟他說多少次——說父母都是獨立的人，有自己的問題和希望，父母離婚不是因為他，孩子都不會懂。他一心認為，所有事情都是因為他的關係。大多數人長大之後就會擺脫這種幼兒期的妄想，但有些人卻繼續堅持、至死不改。就像孩子覺得父母是因為他才會吵架，一神論者也相信，波斯人與古巴比倫人是因為自己才會開打。
在《聖經》時代，有些文化對歷史的看法明顯更為準確。在泛靈論和多神論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個各方權力競逐的角斗場，而不只是有單一的神，因此泛靈論和多神論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與我和我最愛的神都無關，既不是為了懲罰我的罪惡，也不是為了獎勵我的善行。不論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臘歷史學家，還是像司馬遷這樣的中國歷史學家，都已經發展出非常精緻的歷史理論，與今日的現代觀點極為類似。他們認為，之所以會爆發戰爭和革命，是由於無數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因素。人可能沒有犯下任何過錯，卻仍然成為戰爭的受害者。所以，這些讓希羅多德對波斯政治深感興趣，而司馬遷也極為重視蠻夷文化和宗教。
現代學者多半會同意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的歷史觀，而不同意《聖經》。正因為如此，所有現代國家都會投入大量精力，收集關於其他國家的信息，並分析全球生態、政治和經濟趨勢。在美國經濟表現不佳的時候，就連福音派的共和黨人有時也把錯怪到中國頭上，而不是懺悔自己的罪。
然而，雖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比《聖經》作者更了解現實，但這兩種世界觀一發生衝突，《聖經》就將對手一舉擊倒，最後，希臘人採用了猶太人的歷史觀，而不是猶太人接受了希臘人的歷史觀。從修昔底德的時代又過了1000年，希臘人反而越來越相信，如果有蠻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懲罰自己的罪行。不管《聖經》的世界觀錯得多麼離譜，都能為大規模人類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礎。
就算到了今天，美國總統宣誓就職的時候，手也是放在《聖經》上。同樣，在包括英美在內的全世界許多國家，證人上法庭做證，也會把手放在《聖經》上，發誓說出事實、完整的事實，也唯有事實。然而，發這個誓的時候，他們所憑依的書里竟充滿虛構、神話和錯誤，豈不諷刺？
但這就是有用
虛構故事能讓人類更容易合作，但代價在於，這些虛構故事同時也會決定我們合作的目標。因此，我們可能擁有非常複雜的合作制度，卻只是為了服務於虛構的目標和利益。這樣一來，雖然整個制度看起來運轉良好，但出發點可能只是這個制度的標準。
例如，一位毛拉（mullah，伊斯蘭學者）會說：“我們的制度很有用。現在全世界有15億穆斯林，比起以往，也有更多人研讀《古蘭經》，服從安拉的旨意。”但關鍵在於，這真的是判斷成功的正確標準嗎？學校的校長會說：“我們的制度很有用。在過去5年內，考試成績已經提升了7.3%。”但這真的是判斷學校的最好方式嗎？古埃及的官員也會說：“我們的制度很有用。比起世界上任何人，我們收到的稅金更多、挖出的運河更多、蓋起的金字塔更大！”確實，法老時代的埃及在稅收、灌溉系統和金字塔建造方面領先全球，但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嗎？
人類有許多物質、社會和心理上的需求。我們實在很難判斷，比起從事狩獵採集的祖先，古埃及的農民是否真的得到了更多的愛或是更好的社會關係，但在營養、健康和兒童死亡率方面似乎情況更糟了。有一份大約出自公元前1850年前的文件，時值阿門內姆哈特三世在位（就是那位辟出法尤姆湖的法老），文件提到有一位叫作杜瓦–卡蒂（Dua-Khety）的有錢人，要兒子佩皮（Pepy）去上學，好讓他以後當個抄書吏。在路上，杜瓦–卡蒂生動地描述了農民、勞工、軍人和工匠的生活多麼悲慘，以此鼓勵佩皮應把所有心力投入學習，才能逃離大多數人不快樂的命運。
根據杜瓦–卡蒂的說法，自己沒有田地的農民，生活就會充滿艱辛和苦難，只能破布遮身，又得整天勞動，直到手上起滿水泡。接著，法老的官吏還要把他拉去服勞役。而他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卻只是一身疾病。就算真的能活著回家，身心也已被嚴重摧殘。即使是擁有土地的農民，命也不見得有多好。每天從河邊用水桶把水挑回田裡，沉重的負擔壓彎肩膀，脖子上潰爛腫脹。早上打理水韭田，下午打理椰棗樹，晚上還要照料香菜田。最後，他因身體不支而一命嗚呼。雖然這段文字可能有意誇大，但與實情也相去不遠。法老時代的埃及是當時最強大的王國，但對於底層的農民來說，強大的國力只代表著他們要繳稅、要服勞役，並不代表能得到醫療或社會保障服務。
此等缺憾並非埃及獨有。無論是中國歷代、伊斯蘭帝國還是歐洲各個王國，雖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遠古狩獵採集者仍然不見得更好，而且實際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國的農民還是曼徹斯特工廠里的勞工，工時都比狩獵採集者更長，工作對身體的負擔更重，對心理的壓力也更大；他們的飲食比遠古更不均衡，衛生條件更為落後，而傳染病則更為常見。
假設有以下兩個度假體驗行程任你挑選：
石器時代體驗：第一天，在原始森林徒步旅行10個小時，在河邊開闊的空地搭營過夜；第二天，獨木舟順流而下10個小時，在小湖旁露營；第三天，向當地人學習如何在湖裡釣魚、在附近的樹林里采蘑菇。
現代無產階級體驗：第一天，在受到污染的紡織工廠工作10個小時，在擁擠的公寓大樓過夜；第二天，在當地百貨公司擔任收銀員10個小時，回到同一棟公寓大樓睡覺；第三天，向當地人學習如何開立銀行賬戶、填寫貸款表格。
你會挑選哪一個？
因此，想評估人類合作網路究竟是好是壞，一切都取決於用什麼標準和觀點。評判法老時代的埃及，我們要看的是產量、營養還是社會和諧？重視的是貴族、底層農民還是豬和鱷魚？歷史絕不是單一的敘事，而是同時有著成千上萬種不同的敘事。我們選擇講述其中一種敘事，就等於選擇讓其他敘事失聲。
人類合作網路評價自我時，常常用的就是自己發明的標準，屢獲好評也就毫不意外。特別是以虛構實體之名（例如神、國家和公司）而建立的人類網路，自然也就是從虛構實體的角度來判斷是否成功。這樣一來，宗教的成功就在於信眾徹底遵循神的旨意，國家的成功就在於提升國家的利益，企業的成功就在於錢財滾滾而來。
因此，評價任何人類網路的歷史時，建議可以經常暫停一下，改從真實實體的視角來看待事物。怎麼知道某個實體是否真實？答案很簡單，只要問問自己“它是否會感覺痛苦”就行了。放火燒了宙斯的神廟，宙斯並不會感覺痛苦；歐元貶值，歐元不會感覺痛苦；銀行破產，銀行不會感覺痛苦；國家在戰爭中遭到失敗，國家也不會真正感覺痛苦。這些實體，都只是比喻。然而，如果是士兵在戰爭中受傷，他確實會感覺痛苦；飢餓的農民沒有食物可吃，會感覺痛苦；母牛被迫與新生小牛分離，會感覺痛苦。這些實體，則屬於真實。
當然，我們有可能因為相信了虛構故事而感到痛苦。例如，相信各種民族和宗教神話可能導致戰爭，而讓數百萬人失去家園甚至生命。戰爭的起源是虛構的，但痛苦則百分之百的真實。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努力區分虛構與真實。
虛構故事本身並沒有錯，而且有時還有其必要性。如果沒有貨幣、國家或公司等人人接受的故事，複雜的人類社會就不可能正常運轉。要先讓大家都相信了同樣的虛構規則，我們才可能一起踢一場足球；再讓大家都相信一些類似的虛構故事，才能讓市場或法庭真正發揮作用。然而，這些故事只是工具，不該成為目標和標準。一旦我們忘了這些只是虛構的，就會開始與現實漸行漸遠。於是，可能只是為了“給公司賺很多錢”或是“保護國家利益”，就讓我們掀起無邊戰火。公司、貨幣和國家，都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是人類發明了這些概念，好讓它們為人類服務；為什麼最後反而是人類為這些概念服務，甚至犧牲性命呢？
在21世紀，我們還會創造出比以往更強大的虛構概念以及更極權的宗教。在生物科技和計算機演算法的協助下，這些宗教不但會控制我們每分每秒的存在，甚至將塑造我們的身體、大腦和心靈，創造出完整的虛擬世界。真要如此，再區分虛構與真實、宗教與科學將會變得更加困難，但又比以往更加重要。